1、指导思想由“三”变“四”
四中全会公报最大的变化，是在指导思想的表述上。对于中国政治而言，指导思想的变化往往透露出重大信号。比如何时不再在会议文件中提“毛泽东思想”，何时写入“三个代表”，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节点，标志着最高领导人建构意识形态的战略意图。
此次公报与去年三中全会公报相较，指导思想的表述上，在“以邓小平理论、‘三个代表’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”之后，加上了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”，指导思想由“三”变“四”。这是中共最高规格会议文件中首度将“习的讲话精神”与已经载入党章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相并列。
这一变化表明，现任最高领导人的思想体系已经纳入到最高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之中。更引人注意的是，至今高层没有表现出任何对“讲话精神”进行类似“三个代表”或“科学发展观”那样的命名的迹象，未来会否能出现将现任领导人的姓名嵌入执政指导思想的情况(比如毛泽东思想)，有待观察。
2、“党的领导”词频创新高
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，一共出现了13次“党的领导”，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中央全会公报中从未出现过10次以上，去年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只出现了5次。公报并且首度写入“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”。这表明中国的法治建设旨在强化执政党的权威，而非推行西方式的政治体制。
3、“反腐败”仅出现一次
出乎公众意料的是，四中全会公报全文只在总结一年来工作时提及一次“反对腐败”，而在关于法治建设的具体论述中无一处“反腐败”字样，而此前外界预期将对周永康、徐才厚进行处理，也未见相关内容。这并非表明高层对“反腐败”不重视，很可能说明高层将“反腐败”作为和“依法治国”相并列的顶级命题，将在未来专门开会研究。目前来看，明年的五中全会可能会作出对周、徐等人的最终处理决定，届时是否会打破惯例在讨论五年规划之外专门涉及反腐败问题，引人关注。